“是那山谷的风，吹动了我们的红旗，
　　是那狂暴的雨，洗刷了我们的帐篷。
　　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，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。
　　背起了我们的行装，攀上了层层的山峰，
　　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，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。
　　......”
　　看完这段歌词，你一定猜得到，这就是那首鼓舞了我们几代地质人艰苦创业的《勘探队员之歌》，这首歌唱出了所有地质人为国找矿、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。
　　当国家和人民召唤时，地质人挺身而出，为国分忧，勇挑重担；当冲锋的号角吹响时，地质人义无反顾，战天斗地，舍我其谁。
　　“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”，这是几代地质人永恒的梦想，为了实现这个梦想，三代地质人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个又一个壮丽的篇章！
　　地质行业属于偏冷、小众、社会知悉度较差的行业。
　　六十年前，当我岳父报名参加地质工作时，他在农村的颇有一些见识的老爸思忖良久，揣测道：“地质工作肯定和地球有关系，但绝对不是干农活”，仅此而已。即便象现在这样信息高度发达的年代，对于好些人来说“地质”依然陌生，“地质人”的工作内容依然难以揣测。
　　虽然地质工作和地质人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，但地质行业对于国家经济建设却是至关重要，毫不夸张的说，它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前提和基础。
　　父辈们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地质人，他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。现在，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长眠于他们曾经工作、生活过的那片热土。
　　他们参加工作时，正值解放初期，国家百废待兴，急需各种金属和非金属，所以找矿是国家的当务之急。
　　为了“快找矿、多找矿、找大矿”，他们辞别了父母妻儿，常年在深山老林里摸爬滚打。
　　六○五队原副队长兼总工程师、省劳模，现已80岁的裴凤鸣回忆说：“我们工作那时候，队里哪儿有汽车，只有几辆马车和牛车。出野外的时候，牛车、马车用来拉行李和炊事用品，所有人都是步行，路途远的勘查区，要走上好几天”。
　　78岁的原总工程师陈惠之清楚的记得：“为了抢进度，我们每天早晨五、六点钟，有时甚至是三、四点钟，天亮就出发。午饭是自带的大饼子就着咸菜，渴了就喝口河水，天黑了才能收工。每天往返三四十里都是“家常便饭”，有时要走五六十里山路。回来时还要背着二三十斤的样品，到宿营地时个个全都是精疲力尽，就连那些平时滔滔不绝的“话痨”，此刻也没了半点言语。有时候工作区实在太远，没法赶回驻地，晚上我们就在山里拢起几堆篝火，几个人挤在篝火旁对付一宿”。
　　据老人们回忆：那时候山深林密，大型野生动物很多。野外勘查期间经常会碰到老虎、熊瞎子和狼，野猪更是特别的多。工作时与他们遭遇、甚至是对峙的情况时有发生。更有甚者，这些家伙有时居然会光顾他们的宿营地，在帐篷外久久徘徊，不时发出瘆人的吼叫声。至于那些个蜘蛛、蚊子、还有各种毒蛇，更是帐篷里的常客，防不胜防。
　　几十年来，他们的生活早就定格成了一种模式，一经形成便从未改变，概括起来就是：
　　迎着朝霞去，伴着星星回；晴天一身汗，雨天一身泥；初春风刺骨，盛夏雨霏霏；秋霜湿裤角，冬雪透棉袄；山高不易攀，草深人难觅；饥餐玉米饼，渴饮江河水；挑灯看图纸，伏案写总结；搔首问繁星，妻儿可安宁？雪飞三千里，牛郎会织女。
　　地质队的男人们餐风露宿，历尽艰辛；留守在家的女人们省吃俭用，勤俭持家。她们既要赡养父母又要带着孩子，有的还要工作赚钱贴补家用。平日里，吃的是苞米碴子窝窝头，土豆白菜大萝卜；穿的是旧衣裤，补丁连着补丁。每月的菜米油盐各项开销，任她们如何精打细算，日子依然是过得紧紧巴巴。
　　地质队的男人们肯吃苦，能奉献，个个都是响当当的汉子。但他们从来都不缺少温情。
　　野外收队的季节，是女人们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光。就连平日里说话一向大声小气的女人也都温顺了许多，眉眼里隐隐的含着笑意。
　　每家的餐桌上不再是清一色的苞米碴子窝窝头，女人们在碴子里掺上平日里节省下来的大米，时不时的蒸上一锅白面馒头。尽管还是平时的土豆白菜大萝卜，但菜里的油花明显增多了，甚至还能吃上几片久违的肥猪肉，那滋味怎一个“香”字了得！
　　父亲是第一代地质人，在我幼年的成长过程中，很少有他的陪伴。印象中，他几乎总是在野外（野外这个词是我儿时常常听到的一个高频词，虽然那时我并不理解它的含义）。当他顶风冒雪收队返家的时候，爸爸宽广的胸怀连同他的音容笑貌，在我幼小的脑海里早已没了踪迹，“爸爸”成了妈妈嘴里常常念叨的一个“名词”。
　　那年冬天的某一天，妈妈兴高采烈地告诉我：“爸爸要回来了”，可我却怎么也记不起爸爸的模样。当看到家里来了一个高大（那时我们眼中的爸爸总是很高大）的男人，便吓得赶紧躲在妈妈的身后，一边搂着妈妈的腿、扯着妈妈的衣襟，一边闪出半个小脑袋怯怯的瞄着他。爸爸紧走了几步，俯下身来，嘴里喊着“儿子、儿子”，接着便朝我伸出了双手。妈妈哄着让我叫爸爸，我左躲右藏，始终不肯开口。爸爸的手僵在半空中、脸上依然漾着笑，眼泪却在眼圈里打转转。
　　妈妈说：那年头，这个心酸的故事就像一部电影，在每个地质人的家里轮番上演。
　　我和我的同龄人在七、八十年代参加工作。我们这些人有的经历了“上山下乡”，有的直接赶上了文革后的高考。我们或毕业分配或顶替父母“接班”，成了第二代地质工作者。
　　七十年代后期，正值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两个反党集团先后垮台，十年的“文革”动乱，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越来越大。
　　深刻改变中国命运的“十一届三中全会”召开了，改革开放的东风吹遍了大江南北，发展经济成为了重中之重，我们强烈的感受到了肩上的责任，那个时候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。
　　八十年代初期，野外工作条件逐步有所改善。最显著的改变就是队里添置了几台解放141汽车。从前那种牛拉人扛的搬运方式得到了很大改进，钻机和塔材都可以用汽车拉倒山脚了，节约了好多时间和人力。但是，由于几乎所有的钻探施工地点都在山上，所以剩余的最后几百米山路依然是拖拉机拽、用人扛。
　　记得有一次在天宝山矿区实施钻探工程，钻孔设计在远离矿区的山里，因为钻孔数量较多，所以架设高压线路成为首 选。队里抽调了青壮年职工向山上扛运高压线横担，瓷瓶等。那一次，自我感觉体力够棒的我选择了几十斤重的横担，开始时感觉尚好，越往上越感觉吃力，进而手脚并用，在树林和草丛中艰难前行，也不知摔了多少跟头，当我手脚并用最终爬上约五百米的山顶时，感觉耗尽了全身所有的气力，瘫倒在草丛中，动弹不得。
　　中午吃饭时，与几个钻探工聊起了我的感受，他们淡淡的笑着说：我们平时就是这样干的，都习惯了。
　　和我同年参加工作的王城，当年是测量队的助理工程师。回想野外测量时他说：“那时候地质工作前，首先要测量人员放线，打出网格”。现在的人无法理解当时在荆棘丛生、沟深林密的山上，放线是怎样艰苦的一件事。首先要由几个年轻力壮的青年，轮流挥舞着几斤重的砍刀，在一人多高的杂草和荆棘中砍出一条小路。您可不要小看这工作，几千米的路线砍下来，几个人手上早已起了血泡、衣服刮破了、胳膊抡肿了、手脸划伤了。而这还仅仅是测量工作的第一步。
　　七十年代初参加工作，担任过探矿科党支部书记、科长、省劳模的张长泽还清楚的记得：那年在天宝山钻探施工，现场离驻地比较远，上下班要翻过二、三个山头，走几个小时才能到达。有一次，上零点班的几个人鱼贯走在漆黑的山林里，不知是谁发出一声尖叫，原来树林中有几双绿色的眼睛，幽幽的闪着骇人的绿光，几个人毛发倒竖，不敢作声，不知过了多久，绿色的眼睛终于消失了，大家这才鼓起勇气，一边走一边紧张的四处张望，突然，扑棱棱几声响，从树上掠起几只夜宿的鸟儿，大家的心再次提到了嗓子眼，惊出一身冷汗。
　　后来，他们就会时不时的吼上几句，既是给自己壮胆，也是为了“打草惊蛇”。
　　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昔日英姿勃发的青年才俊转眼就白了头、驼了背，到了该退休的年龄，几十年来，山高林密，拦不住他们为祖国找矿的决心；风霜雪雨，挡不住他们探索矿藏的脚步，“三光荣”精神在他们身上传承，不断发扬光大。
　　回想三十多年的风雨历程，第二代地质人感慨良多：
　　我们曾经慷慨激昂，指点山川；临风高歌，醉卧沙场。
　　我们曾经拼搏过、欢笑过，流过泪、洒过血。
　　我们可以大声地说：此生无悔！
　　进入二十一世纪，地质工作又迎来了新的春天，第三代地质人陆续加入到地质勘查的行列。这一代地质人，有思想有文化，经过几年的磨练，已逐渐成为地质找矿的生力军。与别的行业的年轻人相比，他们继承了“三光荣”的血脉，接过前辈肩上的重任，在艰苦的地质找矿事业中甘于奉献、砥砺前行。
　　地质行业是艰苦的，而钻探又是地质行业中最脏、最苦、最累的岗位。平日里一身臭汗、满身油污，每天还要“三班倒”。与钻机、钻杆这些笨重的铁器打交道，不光要有技术有体力，更要有坚强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。
　　广西地处云贵高原的边缘，具有典型的喀什特地貌，气候温暖、潮湿，雨水丰沛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。
　　2013年，我队在广西隆林承揽了一批钻孔。我队承包的那批钻孔，是该项目所有钻孔中最难啃的骨头，钻孔全都分布在陡峭的山崖上。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施工难度，对我们的钻探工人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。
　　刚入职不久的张国远、聂磊、王小龙等同志，在老师傅的带领下，克服重重困难，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。
　　为了把钻机和钻杆运到陡峭的山崖上，他们不仅付出了体力，更付出了坚强的毅力；没有水源，他们就采取阶梯抽水的方式，引水上山；山上树木茂密，蚊虫极多，个个被叮咬得遍体鳞伤；多雨、多雾的环境里，他们就像当地人一样睡在潮湿的空心砖上；电压不足，冰箱无法冷冻食物，电饭锅煮的饭总是半生不熟。工作环境虽然艰苦，但年轻的地质人牢记“三光荣”精神，和前辈一样毫不退缩，并肩战斗。
　　2008年参加工作的吴卫群，是我队年轻的地质工程师。十年来，他虚心向老同志学习，刻苦钻研地质勘查技术，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迅速提高。他主持和参与的地质项目不下十余个，每个项目都倾注了他太多的心血。几年过去了，他都能清晰的记起每个项目的工作程度和获得的地质认识。
　　作为项目负责人，除了安排好大家每天的工作，他总是把最难、最苦、最累的工作留给自己。晚饭后，他又总是默默的回到书桌旁，继续埋头于一堆图纸中。
　　象第一代地质人一样，他从年初忙到年尾，只有过年时才能与远方的妻儿团聚。作为丈夫和父亲，他感觉亏欠她们母子太多。手机是他和妻儿之间的纽带，多少次手机那端传来的话语，让他感到无助和无奈，多少次话未出口却已是潸然泪下、唏嘘不已。十年来，他把对妻儿的思念化做工作的动力，兢兢业业、从不懈怠。
　　他的奉献和付出得到了大家的公认，多次获得局、队“先进生产者”称号，2015年他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去年又获得了吉林省“青年地质科技奖”。
　　六十多年来，三代地质人“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,以艰苦奋斗为荣,以找矿立功为荣”。纵观全国地质行业，多少人因公致死、致残，多少人得上了矽肺和铅汞中毒，风湿病、腰腿疼更是成了他们的“职业病”。但地质人“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”的初心不改、矢志不渝，他们情愿为大家舍小家，为了祖国的强大、为了民族的复兴，他们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坚守和奉献。
　　这就是三代地质人的家国情怀！
   “......
　　是那天上的星，为我们点燃了明灯。
　　是那林中的鸟，向我们报告了黎明。
　　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，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。
　　背起了我们的行装，攀上了层层的山峰，
　　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，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。
　　......”
　　听，嘹亮的《勘探队员之歌》再一次唱响，这是时代的召唤，这是冲锋的号角。
　　地质人擦干眼泪，整理行装，又踏上了新的征程！